文化是一种很抽象的东西，它通过对人所处的环境、人的行为等等方面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约束力。如果治理职务腐败和职务犯罪，也能通过文化的力量发生作用，通过文化的约束力产生强大的精神导向，让人们明白职务犯罪可耻，那么某些人在利用职务之便犯罪时，他就不再心安理得，他会承担强大的心理压力，他会觉得自己与社会格格不入。这时，预防文化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。
     　说到文化的约束力，就不能不说说文化和制度的关系。
     　制度与文化对人的调节方式有着差异。制度管理主要是外在的、硬性的调节；文化管理则是内在的文化自律与软性的文化引导。文化管理强调心理认同，强调人的自主意识和主动性，也就是通过启发人的自觉意识达到自控和自律。对多数人来讲，由于认同了主流文化，因此，文化管理成为非强制性的管理；对于少数未认同主流文化的人来讲，主流文化一旦形成，也同样受这种主流文化氛围、风俗、习惯等非正式规则的约束，违背这种主流文化的言行是要受到舆论谴责或制度惩罚的。因此文化管理同时具有一定“强制性”。
     　　
     　诚然，当先进文化或管理者倡导的新文化已经超越制度文化的水准，这种文化又催生着新的制度。交通就是一面镜子。有警察监督时司机能够按照交通规则，没有警察监督时却想超越规则办事，这说明制度对司机来讲还没有变成一种文化；反之，不管有没有警察监督，司机都能遵守交通规则，那就说明制度已经内化在司机心目中，变成了一种文化。
     　建立预防文化，就是要通过以一系列以制度作载体的文化的建立，在整个社会，在那些可能引起职务犯罪的地方，形成一种清正廉洁的作风，即制度文化，这种文化一旦形成，我们所期望的结果也就实现了。预防犯罪问题也有了更好的解决途径。
     　进一步说，建立预防文化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也是和谐一致的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，就是要使党成为“求真务实、开拓创新、勤政高效、清正廉洁的执政党”，预防文化的目的也正是要促进廉洁，要使“拥有职务”的人全身心地投入到发展之中。两者是完全统一的。
     　由此看来，预防文化的结果就是营造制度文化，这正是我们社会的诉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