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节目时，对此表示不能同意，认为就是存在学术腐败。他的理由是：

    “我再三说这是腐败，不能用一个‘学术不良行为’几个字来概括，因为它带有一定的集体性，带有一些所谓行政当局的包容，或者行政当局的纵容。为什么有包容，有纵容，跟某些行政当局的某些指导思想有关系，比如说，某些学校，院士少，他想推选出院士出来，因此怎么办呢？他把学校的某些人的成绩一起都堆到某一个候选人身上，有一种弄虚作假就属于这一类，包装院士，或者说包装院士候选人。比如说何祚庥是被包装的，里面有一项工作是方舟子的工作，也安到何祚庥头上去了，这样的话，学校里面这件事情不完全是我来做的，还有一些人帮我运作的，所以是这样一个行为。他们树的标兵，现在这个标兵一旦出了严重的问题了。这个太丢面子，所以他要出来保护他，首先是不要揭露。第二不要揭露得太过分了，第三，即使揭露以后，也不能加以处理，处理以后显得他们过去树的标兵很糟糕了。”

    这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。国际上所说的学术不端行为，都属于个人的行为，是某个人偷偷摸摸干的，像何院士所说的这种有领导、有组织的集体行为，在国际上闻所未闻，属于有中国特色的腐败行为。但中国学术腐败有别于学术不端行为的特色，并不只这一点。在此我做一些补充。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其一是现象的广泛性。国际上所说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是指伪造学术成果、剽窃他人成果以及一稿多投等。我们所说的学术腐败大部分也是指这几种情形，但是要广泛得多，已泛滥到了见怪不怪、大多数人都难以洁身自好的地步。从2000年8月至今，我们公布了300余起学术腐败事例，这只是我们所接到的举报的一小部分，所反映的，更只是中国学术腐败现象的冰山一角。我们有意识地打击中国名牌大学中的腐败现象，到现在中国最出名的十几所大学都已“涉案”，其他大学的情形如何可以想见，找不到一块净土。涉及的人员，从本科生、研究生、教授一直到院士、学术权威，也没有哪个层次的研究人员能够除外。

    其二是现象的特异性。除了上面提到的具有国际性的学术不端行为，中国学术界还有某些不端行为在国际上相当罕见甚至可能绝无仅有，例如官员纷纷利用权力成为硕士、博士、教授乃至院士，归国人员伪造在国外的学历或夸大自己的学术地位，科研机构包庇被揭露出来的弄虚作假的成员，研究人员私分经费大吃大喝，科研人员参与商业骗局等等，花样百出，无奇不有，充分体现出了中国人的“聪明才智”。

    其三是现象的交叉性。其他国家的学术不端行为往往只局限于学术界，但是中国学术领域的腐败行为却是与其他领域（特别是政治、经济领域）的腐败行为紧密结合的。当前中国的科技、教育体制缺乏独立性，容易受其他领域的腐败现象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官本位的体制使得科研、教育机构变成了官场的一部分，研究职务、头衔都有一定的行政级别，例如系主任是处级、校长是局级、院士是副部级等等，名为学者，实为学官，因此官场腐败必然会导致学术腐败，也必然要包庇学术腐败。另一方面，中国社会正在转型，从计划经济转向商品经济，科研、教育机构也跟着产业化，大学办成了商业公司，教授下海让科技成果产业化，由学者变为学商，是非常普遍的现象。这就使得经济腐败也与学术腐败密不可分。

    因此，如果使用“国际通行的说法”未免太轻描淡写，不足以体现出集体性、广泛性、特异性和交叉性这些中国特色，只有用学术腐败一语，才能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的堕落程度。其严重程度，是学术界之外的人所难以想像的，用何祚庥院士的话说，“我看到的事情某些方面比方舟子看到的还多一点”。这不是夸大其词、耸人听闻、故意给中国学术界抹黑，也不是要人们从此对中国学术界失去信心。我们还是希望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，中国学术界能够获得新生，重新找回失去的净土。要改变当前中国学术界的不良现状，第一步，就是要正视残酷的现实。